在波士頓,我的義工工作是到幼兒園幫帶孩子。
  第一天就遇到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麻煩:一個5歲的小女孩因為不想離開媽媽而大哭大鬧,賴在地上不肯起來。她媽媽忙於工作,交待幾句就匆匆離開了。我勸慰的話大概和這個5歲的女孩一樣沒有理性。
  一個高中生該怎麼對付這種情況?我有點手足無措了。這時女志願者V來幫助我安撫小女孩。怎奈小女孩仍坐在地板上哭,似乎打定主意要哭到她媽媽回來為止。托尼過來告訴我不用理她,一會兒就好了。我和V一邊說話一邊偷眼觀察著小女孩。過了一會兒她見媽媽沒回來也沒人理,就抹抹眼淚爬起來,自己走進了教室。課間帶孩子們玩的時候,我特意去找她,見她跟沒事人一樣玩得興高采烈。
  我事先瞭解到,美國社會看重人的奉獻和服務精神,中學階段就對學生做義工有明確的要求。我便讓在美國的堂兄托尼幫我申請,在2013年暑假期間到波士頓劍橋中國文化中心(Cambridge Chinese Cultural Center,簡稱CCCC)做了兩個星期的義工。
  這個幼兒園位於哈佛大學附近,3個班共約60個學齡前孩子,大多是華裔美國孩子。他們的父母為了給這些美國生美國長的孩子留住點中華文化的根,便送孩子來,接受學前教育的同時學些中文和中國文化。近20名來做義工的,也大多是黃皮膚、黑眼睛、和我年紀差不多的高中學生。我們的主要工作是在課餘時間帶著孩子們活動。
  做義工是美國社會的良好傳統。據統計,做義工的志願者約占美國人口總數的60%,各種慈善組織、社區服務機構、醫院、學校、圖書館……都有志願者去做義工,一些“熱門”的崗位需要提前很長時間申請,還要經過必要的考核,像我所在的幼兒園因為關係到兒童的保護與教育,就很難申請。我之所以幸運地得到這個機會,是因為托尼已在那裡做了幾年義工並且表現優秀,為我做了擔保。
  游戲時,美國孩子的創造力讓我很是驚訝。他們時常會對游戲的規則提出自己的見解,有些可以說是挺新奇的見解,還條理分明地和老師交流著應該如何改善游戲。如一次有兩個孩子認為猜硬幣游戲的積分規則不合理,就要求我換用另一種方式。回憶我在幼兒園的光景,都是一絲不苟地按照老師的指導和要求做游戲。這可能就是造成中國孩子循規蹈矩而欠缺創造力的一個“初級”環節吧。
  午餐是我們興高采烈的時刻,倒不是因為提供免費午餐——從麥當勞或必勝客訂的快餐有什麼好吃,而是可以天南海北地交流。我還算標準的漢語應該對CCCC不無裨益,這裡雖被“哩稱”中文學校,但老師們包括托尼的漢語,大抵是像半自動步槍一樣往外打半通半不通的詞。移民來美的中文老師也很喜歡和我說話,頗有點他鄉遇故知的感覺。當然我的英語與5歲的美國孩子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在這裡做義工真是讓我的英語大有長進。但更重要的,是讓我體驗和瞭解到美國的義工文化,以及美式教育註重培養孩子自立自強、創造性和奉獻精神的一些做法。
  美國的義工也不是完全不帶功利色彩,對高中生來說,就和學分、能否畢業(做20個小時義工可折算為1個學分,高中階段要求60~80小時)以及能否進入名牌大學直接相關。但摒除功利色彩,大多數做義工的志願者還是出於回報社會的信念,把向需要幫助的人提供幫助作為應盡的義務和自己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像托尼從4年前就開始用自己打工的收入(他是一家武館的空手道助理教練)捐助給拉美一個國家的兒童,連姑姑和姑父都是最近才從其他渠道知道的。當我看著美國做義工的志願者為無家可歸者做飯和分發食物、給病人喂飯、給老人讀報陪說話……看著美國的義工志願者在各個公共場所、公益機構充滿愛心地做著可能在自己家裡也不一定做的事情時,反思我們卻糾結於“扶不扶”的困惑,不禁感到一種悲哀。
  有人認為美國這種義工文化生成於新大陸開拓初期的艱苦自然環境,而中國幾千年的小農經濟造就了“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自掃門前雪。但中國不也有格言“遠親不如近鄰”嗎?聽老年人講,以前鄰裡間也是互相幫助、也是充滿愛心地把幫助別人作為應盡的義務和自己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的,而且中華自古最講誠信。可為什麼一些好的傳統反倒與物質生活的提高成為反比呢?為什麼隨著居住條件的改善,鄰裡間的相互幫助卻越來越稀缺,乃至公寓樓里的住戶竟互不相識?
  可喜的是,中國已有越來越多的人投身於慈善事業,向需要幫助的人獻出愛心,在養老院、醫院、學校、賑濟機構、社區服務機構等也都出現了為數可觀的志願者,特別是中學生——雖不排除其中有人是為了迎合美國大學的要求,但只要客觀起到幫助他人、奉獻社會的效果,不就是好事嗎!  (原標題:中國高中生美國做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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